“没有手机不能活”结构性困境下的爱与痛
南京审计学院的学生王茜报名参加“一个月不用手机”体验志愿者的初衷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摆脱对电子产品的依赖。离开手机的前三天，她都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。周四，一天没课，也刚刚结束了BEC的考试，看了一天书，开始觉得各种“空虚寂寞冷”：“没有手机的日子简直不能活！”（1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在日常生活中，“手机依赖症”的身影随处可见。不论是大学生习惯在课堂上玩手机，还是“低头族爸爸”，抑或家庭聚餐儿孙玩手机、老人怒摔盘子离席。手机一方面缩短了世界的连接距离，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。“没有手机不能活”既见证了一个大学生的爱与痛，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。
作为一种交往异化行为，“手机依赖症”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同“网络性格说”、“宿舍沉默症”勾连在一起。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角力中，大学生宁可去体验“镜中我”，却不愿意却扮演“真我”，在时间分配上厚此薄彼，在角色转化上含糊不清，由“手机依赖症”引发的社会互动困境一再出现，“没有手机不能活”只是一种极致演绎。
从本质上讲，“手机依赖症”不是一种单纯的交往障碍和心理疾病，而是一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问题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，在现代社会，人们在享受理性选择和科技便利的同时，很容易被人们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束缚，进入所谓“理性的樊笼”；这既是现代社会风险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困境。
在手机建构的“第三空间”里，大学生乐此不疲地获取信息、发泄情绪、塑造角色、建构关系；手机既满足了大学生尊重和交往的需要，也为他们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平台。“手机依赖症”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必然的，“没有手机不能活”则是大学生角色迷失和自主意识深度沦陷的产物。
在利益主体多元化、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，面对“没有手机不能活”，我们不能停留于批评与指责，而是要倾听大学生的利益诉求。要终止“没有手机不能活”，固然需要大学生的克己自律，也需要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，扩大公众参与，促进社会互动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创新。只有现实世界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，才能将大学生从虚拟世界中抽离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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